龙滩村

摘要：本文试图总结作为世界第一农业人口大国的中国在降低农村贫困方面的成功经验。本文认为中国通过优先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推动工业化并推动经济增长和降低农村贫困有其必然性，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附加值较低的农业未必是一个好策略。中国首先通过城市倾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贫困农户能够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就业并获得更高收入，这是他们分享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蛋糕”并脱离贫困陷阱的关键渠道。

关键词：中国奇迹；农村贫困；工业化；中国经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给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带来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在降低农村贫困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UNDP在《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按照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一半，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前世界银行行长Paul Wolfowitz在2005年10月访问中国时也曾说：“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20年里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在此期间帮助4亿多人口脱离了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这些评价肯定了中国在降低农村贫困方面的巨大成就。

作为农业人口大国，中国在降低农村贫困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事实也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是什么？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是否具有可供其它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普适性？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都很重要。蔡昉（2008）指出：“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与发展都是史无前例的，形成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目前总结中国减少农村贫困经验的研究并不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较早的一个总结来自林毅夫等（1994），他们阐述了为什么当初经济落后的中国会选择赶超战略和如何实现了经济腾飞，并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Naughton（1994）和Che and Qian（1998）总结了乡村工业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意义；Xu（2010）则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Swinnen and Rozelle（2006）基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农业改革的成败对比研究，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于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认可，这两者对于农业改革的成功缺一不可。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一个最近的总结来自是Ramo（2004）发表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自那以后“北京共识”一词便不胫而走。在Ramo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适价值并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新中国过去60多年所走的就是工业化之路，中国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降低的成就应该与它密切相关。然而要想对这一关系理解到位，对以下具体问题的关注是必要的：工业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了什么影响？工业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能否通过渗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降低农村贫困？如何才能够使得贫困农户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这些问题的答案构成了总结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经验的基础。

二、关于中国工业化之路的争论

1.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批评与争论

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都在不断地讨论农业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把提高农业生产率作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部分。例如，Nurkse（1953）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壮观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类似地，Rostow（1960）则认为：“农业生产率的革命性变化是成功的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其他还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Gillis et al.，1983；Hayami and Ruttan，1985；Todaro，1989）。然而，当中国经济于1978年开始腾飞时，却并没有发生“壮观的农业革命”。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启动时所面临的却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例如，黄宗智（1992）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从明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的变迁历程，认为从明初开始长达600年的蓬勃商品化和城市化并没有给长三角地区的小农经济带来质变，农民家庭经营实际上日益陷于“内卷化”状态。解放之后开始的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没有打破这种“过密化”状态，现代化生产要素投入本可以发挥的作用却被巨大的人口增长所吞噬。类似地，张培刚（1992）也分析了大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就中国而言，她所面临的难题包括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薄弱的农业等，这表现在大国的农业中不仅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人地矛盾十分尖锐，而且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其结果是农业经济停滞和农民普遍贫困。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形成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转移农业利润，来加速城市部门的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倾向政策，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遭到很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例如，Krueger（1992）曾批评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曾经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那就是将经济发展作为他们追求的主要社会目标，但是这一共识却被理解为工业应该被高度鼓励，进而被误解为大部分农业部门代表了落后，他们认为农业产出不会对激励产生反应，所以农业可以被歧视，剥夺农业剩余来补贴工业并不会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想法虽然得到了政策的支持，却没有受到当时的经济学知识的挑战。”Carter（1997）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会使得农业增长的速度下降，同时还造成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Yang（1999）认为中国实行的城市倾向政策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Yang and Cai（2000）也认为城市倾向政策造成了经济扭曲，并最终会导致农业增长速度以及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然而，尽管中国实施了不利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城市倾向政策，但是中国经济从1978年以后却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农村贫困人口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事实似乎并不支持以世界银行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农业增长对于农村贫困的降低“更重要”的观点，对此观点章元和许庆（2011）也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第一，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农业增长远不如整体经济增长那么快；第二，如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升推动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即使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也未必会增加农户的纯收入，更未必会降低农村贫困；第三，我们不能否认农业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所可能具有的直接作用，但是也不能忽略非农产业的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的间接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实际上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村战胜农村贫困和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谜——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了三十多年并取得了战胜农村贫困的胜利？为什么中国经济起步时面临着一个人多地少的薄弱农业，却实现了腾飞并战胜了农村贫困？为什么中国经济起飞后农业的增长速度很低，但是降低农村贫困的速度却很快？另外，林毅夫等（1994）认为，由于违背了资源的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基于上述论述所产生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如果当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能够设计得更好并达到“更快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将创造一个“奇迹中的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中的奇迹”的力量又是什么？

2.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战胜农村贫困

从发展经济学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新中国过去60年走过的道路归根到底是一条工业化之路，而工业化又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张培刚，1992），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是走着一种“结构主义”的增长道路——通过城市倾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工业化所推动的资本深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从而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消化隐性失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工业部门，这不但没有降低农业的总产出，反而额外增加了工业产出，从而有利于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上述事实所表明的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两个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在中国的增长，正是这两种要素的增长以及它们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之间的结构性转换，才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农村贫困降低的核心动力。

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倾向政策支持下的工业化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起点上把积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问题，并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林毅夫等，1994）。可以说，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具有关键意义，也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随后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另外，工业化对于农村经济的重要影响还在于它能够打破农业生产的“内卷化”，例如黄宗智（1992）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从明代初年到20世纪80年代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的变迁历程，认为这一地区小农经济真正的质变来源于集体化后期开始的乡村工业化。通过从农业向乡村工业转移劳动力，极大地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状态，并且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出现了实质性的增长。

另一方面，从战略选择的角度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优先发展农业未必是一个好的发展战略，理由在于：首先，由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下，因此农业所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必然被国内人口所消耗掉，而能够出口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中国要通过农产品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其次，由于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因而其成本高，再加上农产品的出口量有限，所以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决定权非常弱，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农产品出口来推动农村贫困降低和经济增长；最后，出口优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总是面临着各种障碍，例如刘易斯认为：“很难通过制成品出口开始工业化，通常一个国家是通过在熟悉和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销售制成品开始的。”他的这种观点被日本的经历很好地证实了，日本是惟一一个不是通过西欧移民而在1850-1914年“世界经济大增长”时期成功工业化的国家。日本是作为原料丝出口商开始集约化增长的，但到1900年棉纺织品已经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了。日本通过发展总贸易公司、众所周知的综合商社来解决进入外国市场的问题。

三、工业化的渗透效应：实证检验

到目前为止，只有非常少的文献从微观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工业化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渗透效应。Ravallion（2008）曾指出，虽然现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确实能够分享总产出的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内的贫困人口分享总产出增长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跨国研究往往被数据问题所困，并且会掩盖真实的福利影响，从而会对发展政策造成误导。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对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微观实证分析。Bardhan（2004）也认为，虽然有很多研究试图利用跨国宏观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降低贫困之间的正向联系，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有计量方法上的缺陷。因此，下面我们首先提出度量工业化的渗透效应的方法，然后运用农户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

1、工业化渗透效应的度量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它对于农户的渗透效应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工业化使得工业部门快速增长，直接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而当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工业部门之后，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第二，工业化也同时给农业生产带来效率更高的生产设备和投入要素（如机械、化肥、生物技术等），这些要素将会直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增加农业收入。基于此，我们用农户从事非农生产的时间占全部劳动时间的比例来度量工业化的渗透效应：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与中国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采取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首先通过城市倾向政策快速推进资本深化并创造了经济的增长点（即工业部门的壮大和快速增长），然后，逐渐壮大和快速增长的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贫困农户也能够和非贫困农户一样分享到工业化的好处，更多地进入城市或工业部门就业是他们分享到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蛋糕”的关键渠道。同时，中国的工业部门有相当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拥有低教育和低技能的农村贫困人口完全有机会进入这些部门就业并分享到工业增长的好处。

在这个经验中，我们强调通过给予贫困农户进入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够使他们有机会分享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成果。类似地，Bardhan and Udry（1999）也认为，一般来说，通过经济增长帮助贫困人口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增加他们能够得到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农场和城市非正式部门的自我雇佣机会。因此，使得贫困人口能够被纳入经济增长的轨道对于缓解贫困是非常关键的。所以，通过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创造了经济增长点之后，贫困人口是否就有机会获得分享增长的机会这一点对于能否降低贫困非常关键。就中国而言，中国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和降低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就业政策非常关键，因为这是给予他们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关键渠道。如果在通过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创造了经济增长点后无法保证贫困农户也有机会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夭折。

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允许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快速增长的工业部门中就业对于降低农村贫困的重要意义，而在未来，这一点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根据张培刚（1949）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不是仅仅看工业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还要看工业部门的就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目前中国的工业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但是工业部门雇佣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还远不到50%，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如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进一步吸收农业劳动力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需要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也同时是进一步降低农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渠道；其次，在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工业技能都相对较低，而且农业的技术进步还会继续解放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深化也会加剧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所以，继续推进工业化，甚至在一定阶段内继续推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的发展以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工业和服务业）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考量。

参考文献：

蔡昉.2008.《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13-18页。

黄宗智.1992.《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培刚.1992.《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张培刚，1949，《工业与工业化》，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香港：花千树出版社。

章元、许庆.2011.《农业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真的更重要吗？反思世界银行的观点》，《金融研究》第6期109-122页。